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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婆中特期期准太平天国对待儒学态度的前后

时间: 202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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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太平天国正在焚禁儒学、否定孔孟之时,是否也同时进行删书呢?要判断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太平天国实行删书的含义。删书,即删去“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保留“真话正话”;经过这样删改的书,是允准阅读的。清方记载称,太平天国起先要尽废六经,以后出示宣布“删定后颁行”,准予诵习。管家婆中特期期准,(《贼情汇纂》卷十二,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327页。)颁于甲寅四年四月后的太平天国律条规定,一切妖书“尔等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始准读习”。(《贼情汇纂》卷八,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232页。律条未著录颁布年月,但有“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必须回避之条,“各王”应指燕王、护王,而燕、护两王之封始于甲寅四月,可知律条颁于此时以后。)这些记载说明,删书意味着删后准读,也表明了事情发生的先后(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洪始以为妖,圣人亦为妖,后许存圣人之书。”又:“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均说明两事发生的先后。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719页。)。“删后准读”与一概焚禁,应该说是有差异的政策。后者认为孔孟儒学是妖、是妖书,所以要烧要禁;前者则认为其中有真话正话,所以要删改,删改后准读。“删后准读”比一概焚禁温和,是一种妥协和让步,这两件事有先后之序,是合乎情理的。杨秀清甲寅四年正月以天父名义积极评价四书十三经等,有“合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的话,这与洪秀全所说留真话正话、删鬼话邪话的原则相同。如果洪秀全早在1853年就已宣布和实行“删后准读”,甚至已经改出了《大学》、《中庸》两种,则天父此次下凡指示岂非无的放矢?

  从事件的顺序来排列,我们见到,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天父下凡,“甲寅(四年)二月,洪逆下伪诏删改六经,以(曾)钊扬总其成”(《贼情汇纂》卷二,曾钊扬事略,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57页。)。这是太平天国删书始于甲寅(1854)二月最明确的依据。清方资料中记太平天国人员参与删书事,时间都系于甲寅二月或以后:除曾钊扬外,如何震川“甲寅二月升夏官正丞相,与曾钊扬等删改六经”,卢贤拔“甲寅二月封镇国侯……五月杨贼令在删书衙删改六经”。因此我们可以推想,下诏删改儒学经典并宣布删改后准人民阅读,是洪秀全对甲寅正月二十七日天父下凡的反应,也是他接受和实行天父指示的一种表示。如果这一推想成立,那么,上引未著录年月的删改《诗韵》之诏旨,应该是甲寅四年二月“删改六经”(上引何震川、卢贤拔参与删书事见《贼情汇纂》卷二,何震川、卢贤拔事略。赖汉英事略有“(癸丑)九月杨贼调汉英回江宁,斥其无用,革职删书”语。似癸丑(1853)九月已进行删书。但当时在南京城内作间牒的张继庚向清方统帅向荣密报说,赖汉英攻九江不克,“伪东王召之回,欲杀之,因怜其知兵,命众贼保赦,反援是职(夏官丞相)。”见《继庚遗稿》,《太平天国》第4册,第775页。)诏以后的一个补充文件。

  清代一些文人曾报道过太平天国删书的情况。如1853年春至冬在南京的汪士铎记称:“贼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又记:“贼匪删《论语》,去祭祀及大而无当不可行于后世语,未知此语删否?”(邓之诚辑:《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二。按,“此语”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语见《论语》季氏。)由此而言,他对太平天国删改四书五经并未目验,而只是耳闻。

  李圭所著《金陵兵事汇略》记太平天国改书情况说:“‘国’改‘郭’,一作‘国’,……又称历代帝王均为相。有所谓改定四书曰:孟子见梁惠相,相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金陵兵事汇略》卷一。)按,李圭,南京人,住城外五十里之农村,早期未与太平天国有接触,庚申至壬戌(1860—1862)间被太平军掳为“先生”。《金陵兵事汇略》系太平天国失败后二十余年据其他书编录,关于“改定四书”的记载可能得自耳闻。

  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滕、《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719页。)按,张汝南,南京人,自太平军占南京至次年甲寅八月,在太平天国治下于南京共住十八个月,所记具体,似应亲自有所目睹。

  根据以上诸人的记述,太平天国所删改的主要有关乎教义的内容。太平天国独尊上帝,上帝之外更无别神,又以人死为升天、宜欢不宜哭。所以四书五经中有关鬼神、祭丧等与上帝教信仰相矛盾者,悉予删除。上帝加“皇”称皇上帝系为表示尊崇;“国”改“国”或“郭”、“王”改“狂”或“相”系避讳制度,表示对别国、前王的贬抑;孔子称孔丘,则早此已经实行。这样的删改看来并不十分复杂。而且从张汝南所记看来,四书中的《论语》、《孟子》、《中庸》三种,五经中的《诗经》、《礼记》、《春秋左传》都已删改或正在删改;《周易》全书删去;《诗经》一种,据上文所引洪秀全诏旨,已由他本人亲自作出删改样本,要左史、右史遵照删改。如此看来,除《大学》一种未见述及外,四书五经中的八种在1854年时都已删改或正在删改。

  但太平天国删改四书五经之事似乎迄未完成,至少迄未出版。太平天国辛酉年(1861)颁刻的《钦定士阶条例》说:“文士子所习之经,须钦遵圣诏,习理旧约、前约、真约诸书……至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再行诵读。”(《钦定士阶条例》,见《太平天国》第2册,第561页。)此后,一位在1862—1863年间住在南京的文人陈庆甲所记见闻称:“凡查有读圣贤书者,父师并斩。”(《金陵纪事诗》注,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01页。)1864年南京失陷,继位的幼天王在走至江西被俘后所作的供词说:“老子总不准宫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又说:“前几年老子写票要古书,干王乃在杭州献有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看毕总用火焚。”(据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一编引录台湾故宫博物馆藏件。)可见,太平天国自甲寅四年成立删书衙、开始删书时起,直到甲子十四年(1864)太平天国覆亡的十年间,始终未出版删改后的四书五经,因而所谓删改后准读,也并未成为事实(由此可以反证1853年不可能出版有改正的《大学》、《中庸》。1854年6月英国人要求太平天国提供“新出版的四书”(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38页),当是由于麦都思的报道引起的误解。)。

  张汝南等报道太平天国删书的情况言之凿凿,不可能是向壁虚构。但太平天国迄未出版删改后的四书五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我认为,张汝南等人所见闻的,是删书过程中形成的某些稿本,而不是颁行的印本。太平天国删书,上由洪秀全审定,即须经他“披阅”后刊行,下有通文墨的官员如曾钊扬、卢贤拔、何震川等主持,但删书衙中另有书手任缮写之役(据张汝南报道,卢贤拔主删书衙,“择能文事手佐之”。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719页。),住南京的文人是有机会与其事的(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说:“贼不识字,传伪令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分入各贼馆为书使。”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654页。)。这样,未完成或未审定的书稿就有可能被外面闻知或流传(张汝南记,洪秀全令卢贤拔编起义史,“内有访石相公一段,叙事如闲书,用‘话说’起及‘话分两头’、‘按下不提’等语,后有伪旨云,此书莫已书使抄书手,遂不得见。”见同上。可见张汝南所记得自书手,或者他本人就曾充书手。)。1858年曾国藩从江西致书湖南刘蓉,称:“所睹四书,当以奉诒”,又说:“阁下向多忧郁,想书到君家,亦百年中可为开口而笑之一日也。”(《曾文正公书札》卷七,复刘霞仙。)所指应是李圭所说的“改定四书”的稿本。当时文人常以太平天国改“王”为“相”、梁惠王称“梁惠相”等为可笑,故曾国藩信中有博君一粲之意。

  太平天国删书十年而终未完成、终未出版,其根本原因在于洪秀全。洪秀全自1853年起先坚持禁绝孔孟之书,继而在天父肯定四书十三经后,虽宣告实行删改准读的政策,但态度被动、勉强;1856年杨秀清死后,这事自然更加拖延下来。后期参加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在一些文告中曾追述天父关于孔孟之书不必废的指示,他本人著作中也有不少称引和发挥儒家性理之学的话,但引儒学经典仍作“古语云”。他没有左右洪秀全的力量,故不能促使删书事早日完成。

  曾于1853年访问南京、并同情太平天国的英国领事密迪乐认为,在太平天国内部,洪秀全代表基督教和儒家的势力,杨秀清代表异教的势力(T.T.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P440.)。从对待孔孟和儒学的态度来说,他的观察完全不正确。的确,在文化知识背景上,洪秀全于青少年时期熟读经史,与儒学有渊源。然而他却从早年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儒学转为激烈而执着地否定儒学,这确是一个费解的问题。

  在研究洪秀全的这种态度转变时,首先要辨明他厉禁儒学是否意味着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不同、是否表明了“反封建的深化”。看来不是。比较他的著作的前后版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观念并未改变,只是为论证自己观点而删去了加以称道、引用的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人名、书名和古人的事迹。他删去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语句,但“共享太平”、“公平正直之世”的理想以及后来具体化为《天朝田亩制度》的方案并未改变。如他曾以舜对父母的孝顺为典范宣传孝亲,但后来虽删去,而孝亲的观点仍到处保留如故。他宣传天下一家、人人为上帝子女,为此引用儒学经籍中关于天、天命的语句,后来删去,但观点仍旧。《百正歌》全篇宣传君臣父子之正道,尤着重于男女关系之“正”。此篇被删去,而同类观点在其它著作中鲜明如故。洪秀全著作的修订本偶而留有个别原引用的孔孟语句,但将孔孟的名字改为“前人”。这些都说明,洪秀全的社会、政治、伦理观点并未变化,他的某些言论的改变并非是思想观念之改变,而只是改变为使孔孟、儒学经典和古人、古书、古事完全失去地位。

  洪秀全这种极端态度,可能与他个人的心理经验有关。他早年有病中升天的幻觉,他把幻觉中所见与《劝世良言》互相比附,因而确信这种幻觉是真实的经验。起义前,他有意夸大这一故事以资号召,但起义后迅速而巨大的胜利,使他自己受到强烈的“自暗示”,日益深信不疑,以为自己确是负有特别使命的上帝次子,企图在独尊上帝的旗帜下创造前无古人的局面:上帝的真传已迷失数千年,现在一切都要由独得上帝最新、最真启示的洪秀全从头开辟。当时有人说他“自圣公然蔑古圣”,唯其因为“自圣”,所以就要排斥一切“古圣”。

  与否定儒学地位的同时,太平天国在1853年4月开始出版基督教圣经,在此后十四个月内连续出版了《旧约》共六种、《新约》一种。1853年夏秋间,太平天国又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将其出版物统一编目、盖印,宣布只有在每本书上盖有“旨准”印的“旧遗诏书”(即旧约)、“新遗诏书”(即新约)和“天命诏旨书”(即洪秀全和经他批准的太平天国著作)三类书才准阅读流传。这意味着加强思想的统治。洪秀全否定孔孟、使孔孟和古人失去地位,是这类措施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树立一种新的思想权威,使新旧约圣经和他们自己的著作成为唯一的经典。

  如把这样的政策贯彻到底,就会使太平天国隔断中国的历史文化;至少在太平天国允许流传、阅读的书籍中失去中国的历史,而只留下一些外国神话。这引起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异议,没有受过教育、但唯一能与洪秀全抗衡的杨秀清乃成为他们的代表。和洪秀全不同,杨秀清周围有一批帮助工作和司笔墨的知识分子,其中既有卢贤拔、曾水源、曾钊扬等早年参加金田起义的农村垫师,也有后来参加的被称为太平天国女状元的南京人傅善样。这些人接受了拜上帝的信仰,比较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宽容孔孟儒学的政策是符合他们的心态的。他们和杨秀清朝夕过从,会对杨秀清产生影响。1854年3月杨秀清以天父上帝名义关于四书十三经和史书价值的讲话,就是首先对傅善祥说的,所形成的记录——洪秀全不能不服从的“天父圣旨”,可以说是杨秀清与傅善祥等讨论的结果。当然,杨秀清本人也不是被动的。他虽识字不多,又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但很熟悉、很钦佩民间故事中的许多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英雄事迹。中国传统文化的衍续,在上层社会是依靠经史典籍的教学;在下层人民中,民间故事的流传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民间所流传的英雄人物的言行,大多体现了儒家的一套社会政治伦理观点。

  洪秀全、杨秀清在1856年发生了流血斗争。学者多认为这是权力斗争。但除了权力斗争外,他们之间也有重大分歧。早年,他们对进军北方、还是进军江南有分歧(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193—216页。)。建都南京后,如上所述,对儒学的态度有分歧。在洪秀全连续出版旧、新约圣经七篇以后,杨秀清忽于1854年7月又以天父上帝名义下令禁止继续出版圣经,在太平天国造成了震动(《天父天兄圣旨》,第110—111页。)。在洪杨间的分歧中,杨由于具有天父代言人的地位而获胜;但杨在1856年被杀,所以洪仍是最后的胜利者。被中止出版的新、旧约大约在杨死后一年恢复出版;禁绝儒学虽曾小有松动,基本上仍坚持到底。但洪秀全禁绝儒学主张的胜利,使太平天国由此而较难吸引知识分子,从而影响了太平天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并成为其失败的一个的重要原因。

  展开全部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天朝田亩制度》之外最详细、最系统的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纲领。值得重视的是,钟良相除强调蓄发易服等天朝定制外,还执行李秀成优待礼遇清朝官绅的政策,鼓吹社会合作,一改对原清朝官绅一律打击的过激政策,呼吁他们出仕为天国效力,但又采取自愿而非强迫的原则,不想出仕者也容许“听归林下”,从中不难发现这份纲领中的“仁政”因素。而在同时颁布的“招贤十条”里,钟良相更深切表达了太平军渴望社会认同的良好愿望:“凡民间有才力可任使者,来辕禀明录用:一,通晓天文星象箅学者;二,习知地理山川形势扼塞者;三,熟读孙武书,知兵法陈图者;四,熟悉风土民情利弊者;五,熟悉古今史事政事得失者;六,善书札笔记者;七,民间豪杰能习拳棒武艺骑射者;八,绿林好汉,能弃邪归正者;九,江湖游士以及方外戏班中能飞行走跳者;十,医士能内外科者。”“总之,一材一技皆收罗录用”。大体而言,钟良相“招贤十条”,仍然是他寻求社会合作思路的延续。争夺人才资源是政治斗争的重要角逐场。太平天国所发文告涉及招贤内容者比比皆是,但条陈如此明晰者尚为孤例。招贤十条呼唤的人才主要是当前急需的军事人才,特别是一线指挥人才。太平军从起义起,其行军作战无不遵从太平军目等条令,战场效果总体良好。然而太平军虽然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经验,但是由于内讧和惨烈战争的消耗,军事人才始终稀缺。加之新进人员流品复杂,军事素养因凝聚力的减弱而进一步趋向低下。钟良相招贤十条中,重点征用的就是这类人员,如“习知地理山川形势扼塞者”和“熟读孙武书,知兵法陈图者”属于高级指挥和参谋人才,“民间豪杰能习拳棒武艺骑射者”、“绿林好汉,能弃邪归正者”和“江湖游士以及方外戏班中能飞行走跳者”属于初级指挥人员和侦察人员。钟良相并不看重门第出身,只要在基本立场上做到“弃邪归正”,就可为天国作为人才选用施展抱负。特别是他把三教九流这些被边缘化的人群,也提升到与“熟读孙武书”等高级人员一样的人才高度,充分体现了受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影响的太平军将领豁达大度的社会观和人才观。除军事人才外,钟良相“招贤十条”还征召高级地方行政人才。或许钟良相感性地认识到,太平军因为缺乏地方行政人才,正在受到地方乡官的愚弄,明知他们有腐败行为,却不得不听之任之,因为太平军自己没有充足的地方行政人才对之加以监督,而且也没有合适的标准衡量和约束乡官的行为。因此他希望通过招贤吸纳隐匿在民间的有真才实学的、但被清朝当局边缘化的读书人。“招贤十条”中“熟悉风土民情利弊者”、“熟悉古今史事政事得失者”正属于此类,另有“医士能内外科者”和“善书札笔记者”属于实用型技术人才,于行政、于军事均有用途。“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是被正统儒教社会边缘化的文人群体,这些读书人或因为正途进学不顺利,或家道中落导致衣食无着,可能饱读诗书,对时世政治也颇有见地,却无奈委身三教九流之列。钟良相对这类人员不加歧视,且列于招贤十条之第一位招收录用,表现了他务实与平等的社会观与人才观。钟良相“招贤十条”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份关于太平天国人才录用的专门文告。也是关于人才选拔问题最详细的文告。在这里,钟良相把杨秀清“人则尽孝悌,出则真忠报国”的英雄标准进一步具体化,同时说明李秀成倡导的改变统治方式和思维定势的部分实现。如果说在李秀成新思维影响下,苏福省部分将领如钱桂仁在常熟的施政仍然是感性的、纯经验的,甚至消极被动地应付着实践中突发的问题的话,钟良相则是通过公开颁布施政大纲,宣扬自己的政治纲领和人才标准,表达出的是经过对以往农村政治经验做出总结和思考后,得出的理性认识,并具体化为施政纲领和招贤细则,体现了成熟的、良性政治的影子。特别是“招贤十条”,更是对杨秀清英雄标准的继承和根据现实政治任务做出的发挥。

  钟良相言行一致,在他治理下,以濮院为中心的桐乡,出现了太平天国占领区难得的“仁政”局面。钟良相“濮院仁政”是太平天国时代,由太平军贵族实施的最高水平的农村政治,它不仅是李秀成地方建设新思维的最好体现,也是杨秀清“儒家化”政治思路的最佳继承,是太平军贵族所能实现的最佳的政治效果。钟良相始终保持仁者爱人的清官作风,且在施政纲领和招贤细则中淡化宗教色彩,其结果必然是使自己的施政更多具有杨秀清倡导的“儒家化”风格。其“招贤十条”,则更是对杨秀清“英雄”标准的思考和李秀成“择才而用”人才观的具体发展。

  总之,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到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最后落实到钟良相的“濮院仁政”,太平天国政治在儒家化轨道上艰难摸索,时隐时现地逐步深入和具体化。可以说太平天国政权取得的一切政治上的成就都是在有意或无意贯彻儒家化思路的轨迹上实现的。因为只有走儒家化道路,太平天国才可以淡化神权政治色彩,寻求社会合作,才可以转变习惯的以征贡为特征的施政方式,减轻留给民众的恐怖印象。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不仅是一条世俗化道路,也是一条理性的、良性的政治发展道路。可惜历史没有给太平军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供他们转变思想定势,而这还是应该由他们自居高傲的宗教感和狭隘的族群心态负责。